郑作时/文

      作为一个商业研究者，我经常尝试着读懂这些企业家的内心。比如说马云，在我关于阿里巴巴公司史的日文版出版时，出版方要求我把序言改动一下，因此我约了他一个访问。其时是2007年，马云虽然答应了约访，但给的时间很短。大概他真的是很忙，因为收购了雅虎中国。不过我万没有想到马云出场后是这个样子的，在整个约访的过程中他始终拎着一根高尔夫球杆，比画着击球，屁股上像长了刺，总也坐不下来。

      不出读者所料，与我的大多数约访不一样的是，这个约访非常准时地结束了。一方面是我当时心中还有意气，马云如此作为，未免让我生气，我见过的企业经营者不算少，不过如此表现的仅此一例。“这个蠢货肯定要吃大苦头，”我暗暗地想。

但是回过头再琢磨一下，考虑另外一方面，马云其时不正是处于最为风光的好心情时代？在网络交易的所有领域，他的阿里巴巴几乎都处于领先地位上。他的那些表现，只不过是没有见过这种局面的激动而已，也没什么好奇怪的。而我所料也并无所差，现在他就是开始为那时候的狂妄吃苦头了。

      如果说国内企业家有自信的话，马云的这种自信，是我见过的最为过度的一种。但显然马云是一个真性情的人，他很自然地把它表现了出来。

      就自信而言，李东生是第二种，今年年中有机会去走访他，谈及TCL国际化失败的案例，李东生对于自己的用人、机会把握和精力分配进行了极度深刻的批评，直言自己没有做到为股东谋取利益最大化尽最大的努力。

在TCL，没有人不知道李东生是在什么样的代价下获得这种心境的，人们说，他的裤子在那几年里收了好几次腰围，在那段时间家里人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看他有没有去冲凉，如果是，那就是失眠了一夜。

不过，他熬过来了。

      在产品、市场、营销之外，我也看到过中国企业家的不自信。

      在宁波，一个老资格，而做到了常青树的企业家说：“企业要获得政府的认同，非常不容易。”

      这个企业家的办法是墙内开花墙外香：要想获得国内政府的认同，先要获得国外同行的认同。让老外来讲企业的好话，可能就容易获得地方政府的认同。

这种方式，也真是只有老资格的企业家才能想得出来。对于企业与政府的关系，国内业界流传着一句话：离不开、靠不住。在中国这个市场资源主要掌握在政府手里的国家来说，企业家要做事，没有政府的支持不行。你办个工厂就要土地，当前地价这么高，政府不支持，企业租房子和土地，就基本给“地主”打工了；你开办个媒体要牌照，没有政府的支持没有牌照也不行。其他诸如开个展览会要警察维持秩序、进入市场要品质检验、发生纠纷要政府主持公道，等等，没有一个公司能离开政府玩得转的。但是政府帮公司做了事，回报又归谁呢？所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亦成了“离不开、靠不住”的状态，这是国内企业家普遍的心态。

      也正是因此，这个老企业家想出来的办法真是叫绝，因为国外的同行认可，从而引起政府的重视，以一个高姿态来获得政府的支持，从而回避了政府给了企业重视之后，其中的回报归谁的问题。里面的含义也很清楚，作为一个个体，这个企业所获得的政府重视和支持，是因为我做的事情由于国外同行的赞誉而引起关注，政府是自愿来支持我的，你自愿来帮我做事，就很难说再向我要回报吧。

      先不说这种方式是否过多地花费了企业的资源，因为获得国外同行的赞誉肯定不是一件容易事，而且也不会没有成本。但微观上行得通的事情，在宏观上也不一定可取。因为我在接触企业的时候，已经有太多这样的案例，企业家抱怨说与政府的关系实在太难处理。

      而这里的一个大前提是，政府掌握的资源是不是太多了？而且我们要看的是更大的趋势，政府掌握的资源是不是还在变得越来越多？如果是，那么我们可以判定国内的企业家会变得越来越不自信。从根本上说，国际上对中国所谓的威胁论和崩溃论，都是不了解中国的表现。事实上，中国经济的规模虽大，但总体不强，国内问题很多，所以谈不上威胁。其次，中国经济中有大量贫困人口和愿意努力但无从下手的人，因此只要宏观上足够开明，不断改革，经济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，也谈不上崩溃。

而关键的指标是，让企业家们，也就是国内在为社会做事的人，变得越来越自信才好。那怕像马云这样盲目自信，至少也是一种性情的表现。